他者與本土——《中國前近代的出版、文化與權力：16-17世紀》的現實意義

《中國前近代的出版、文化與權力（16—17世紀）》（商務印書館2023年出版）

　　《中國前近代的出版、文化與權力：16—17世紀》（【美】周啟榮著，張志強等譯，商務印書館2023年出版）這本書有三個很好的材料，即作者周啟榮教授的英文版與中文版自序、趙軼峰教授的中文本代序以及譯者張志強教授的后記，讀后會有個基本的把握。當然要詳細了解，則還要進一步閱讀正文。我也讀過ChartGPT為本書寫的推薦語，重復之處較多之外，畢竟是不夠專業水平的。比如它說這本書普通讀者可以讀，就不是很妥當。如趙序所言，此書“并不以易讀為用，須得有一些耐心，有一些追求學術新境界的心情”，故而這是一本很專業的書，由專業讀者來讀更合適。

　　這本書研究的歷史時段是16—17世紀，明朝（1368年—1644年）存在于14世紀后半到17世紀前半，故而本書所涉大致是明中期以后主要是晚明，譯本稱之為中國前近代（書中也時不時用中華帝國晚期一詞）。前近代這個詞是日本學者最先使用的，在這里使用也大致妥當。此書的主線在于，士與商、科舉與商業出版的交織及其所產生的對于社會的影響。我的著眼點主要在于，這本書對于出版史研究者有些什么樣的啟發？

　　其一，注重用新的理論和方法來考察出版史。作者認為過往的印刷出版史研究主要局限于文獻學與版本學，少有學者就印刷對社會各方面的深刻影響進行深入研究。故而作者找到了學術前進的路徑，并運用新文化史理論及其研究方法來研究包括印刷出版在內的明清史問題，趙軼峰認為這是一部代表作。作為學術研究是需要理論的指導的，這是許多中國學者的切身體會。正好看到一篇文章，談到李學勤先生曾花了三年時間專攻經典理論，并為此專門學習了德語。這算是中國較老一輩學者的典型一例。作為一部專著，有一個理論的建構是一種突破與上臺階的支撐。許多教授指導學位論文都特別強調這一點?？吹竭@一點不難，難在這種理論支撐不是貼標簽，而是融入于整部著作的內在理路。在這方面，本書是一個很好的范本。作者提出的一些概念，也體現了這些理論與方法的內涵，如熱奈特的“超附文本”概念，作者特別的重視，以之作為本書對文化生產研究的關鍵概念之一，認為這個“超附文本”通常是非作者創造出來，是由包括出版者在內的藝文生產者特有的主要的話語空間。這些次要的東西正是“闡釋的門檻”。超附文本看起來是一個新名詞，我們出版行業習稱的“輔文”與這個概念大致接近（國內學界也有稱副文本），但超附文本的涵蓋面要大，我們的研究通常不會給予這些輔文（超附文本）突出的關注與論述。超附文本是我們的出版史研究值得引進來的一個概念。超附文本看起來是邊際化的，但卻可以為深化研究提供最廣泛的史料。

　　其二，出版史研究要有更加廣闊的歷史與文化知識背景。換句話說，歷史與文化背景中的出版史才是鮮活的。比如探討晚明的書價，作者將其放在整個社會歷史的商品價格中來比對，將收入與書價進行比較。作者認為通過晚明商品經濟的狀況來評估書籍的相對價格，也許是最可行的辦法（P61），故而設計了晚明商品價格以及收入與書價等專題，得出明代書價與其他商品相比并不算高的結論。書末的兩個附錄《沈津列出的書籍價格》《1570年代至640年代食物、用具和其他物品的價格》，對這個問題有進一步的批露。全書的重點之一在于分析社會和出版業的科舉對于晚明的影響。作者說：“長時間的考試準備也讓他們背上了沉重的經濟的負擔。商業出版的繁榮為很多的文人在經濟領域創造了新位置，包括編輯者、編纂者、作者和校對者。這些出版市場中的位置能讓文人們賺得一些收入以支持他們對浮云般的會試成功的不懈追求。”（P139）我很認同作者的分析，晚明的出版與士人的參與分不開，他們亦士亦商，欲進仕途又作為藝文生產者在經濟場域中占據位置。這樣的場景和近代文化人進入出版業有若干相似處，不妨將其視為后來歷史的一種前演。不同的是近代出版業成為知識分子的一種職業，而晚明還只是一種活動模式。書中作者是在說出版史，但出版史不是一種局限，在作者豐富與充厚的歷史與文化知識背景之下，所寫所述放大開來是社會的文化史與心靈史。

　　其三，扣住出版與整個社會的關聯。作者詳細描繪了16-17世紀的中國歷史與社會文化景象，重心或者主線在于，從印刷對文化生產的影響的角度來考察晚明社會公共領域情態，應用新文化史理論分析晚明蓬勃的商業出版對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產生的巨大影響與互動。這種影響與互動如作者指出的，首先一條是，商業出版的繁榮意味著書籍及其生產技術推動了16-17世紀整個社會商業化的進程，以及士商關系的融合與政治經濟場域關系的重組。第二條是書箱對于科舉的影響，而科舉是當時社會的支柱之一，用作者的話說是“科舉考試在構建前近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場域的過程中直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P134）。某種意義上說，作者歷史敘事的客體對象不是商業出版本身，作者不是在寫出版史，而是寫出版所背靠的晚明史。換句話說，是通過出版的這個角度來寫晚明史，反映晚明社會的商業與人文精神面貌。這一點倒與明清小說相通，明清尤其是晚清也有一些從出版來反映科舉與整個社會風習的作品。國內的出版史研究者在這方面是可以借鑒的，我們也需要更多的從出版角度反映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社會風貌的著作。這是出版史研究擴大化了的一種功能。

　　其四，中西出版史的貫通與對照。從總體上說，作者論述這一時期的中國印刷與商業出版，其對應的正是歐洲印刷的一個重要時期。1440年左右,古騰堡將當時歐洲已有的印刷技術加以整合,發明了鉛活字印刷。作者的用意在于彰顯與歐洲印刷對應的中國的印刷出版，以破除歐洲中心主義。引文部分特別論述之外，其全書最后一節就是“前近代中國與歐洲的印刷”。在具體的論述中，也隨處可見作者的這種貫通與比對。如與16、17世紀法國與英國不同，明朝并沒有一個負責實施審查制度的專門機構（P35），17世紀中期英國上層社會的作家“極少用印刷的方式來出版他們的作品”，而中國的情況與此不同（P38）。與歐洲相比，中國晚明時期的紙張是一種低廉而且應用廣泛的工業產品，也是市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品（P48）。晚明的商業出版對于中國文人經濟狀況的影響和法國英國的狀況十分相似，并有舉例(p148)。又如陳繼儒（1558-1639），作者說他在晚明圖書市場上的表現可以與18世紀的英國作家納爾遜相提并論，納爾遜是第一個完全靠寫文章謀生人英國人（p151）。顯然，陳要早于后者。中西貫通大概是海外華人學者的一種優勢。這種貫通與比對是可以為國內的出版史研究者借鑒的。海外華人學者的文化本位可能是所在國或西方話語和知識體系，是一種他者，但他們對于中國歷史與文化也有不俗的造詣。對于國內的出版史研究者來說，以中國文化本位來研究出版史是一種本位與優勢，但也可以引入西方的知識體系作為一種必要的參照，不過我們的研究往往缺乏這種參照。

　　總而言之，這是一本值得翻譯的書，課題獨特，選題價值高。環視當下，出版史研究正在成為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這樣一本書的翻譯出版，對于本土學者出版史研究理論方法的提升以及學術眼界的拓展，具有他者意義。

（原載于《 中華讀書報 》2024年02月07日14 版）